深圳刑事律师
深圳刑事律师谈认罪认罚的问题
20多年前，我在法学研究发表了一篇文章：“论坦白从宽”，认为坦白从宽政策制度在实践中往往出现一种悖论：就是社会上传的：坦白从宽，牢底坐穿；抗拒从严，回家过年。当时我就认为，坦白从宽要落在实处，不变异成对嫌疑人、被告人的制度性欺骗，就应当借鉴国外的辩诉协商，将从宽说清楚，写明白，实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。因此我从当初到今天，一直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拥护者。
认罪认罚从2018年进入法律，至今已实施近两年，我认为总体上看是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，包括定罪效率，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当事人合法权利，促进了社会和谐。
不过任何一项新制度的产生，其实践过程必然伴随着不完善。而且这项制度与我国传统的有罪必罚、严格执法的理念不太协调，加上缺乏一些配套制度的支持，实践中就会遇到较大的矛盾和问题。较为突出的是两重矛盾：控辩不平衡，以及检法不协调。不过两种矛盾的性质有区别。前一个问题是结构性问题，具有根本意义，也比较难以解决，需通过一个总体性努力去降低其负面效应；后一个问题，我认为主要还是一个观念问题和工作问题，是通过一段时间努力可以解决的。
这两个问题有一定关联，比如控辩不平衡，可以通过审判来调整，但这也涉及检法关系协调问题，今天我就把两个问题结合起来，发表三点意见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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控辩不平衡是协商性司法的主要风险
所谓控辩不平衡。主要是指控辩双方的“信息不对称”、“资源不对等”，以及由此产生的“结构性风险”。因为一方面，控方掌握案件诉讼信息尤其是证据信息，而在庭前程序中，被追诉人对这些信息的了解是有限的，即“信息不对称”。另一方面，控方具有压制性国家权力。包括侦查手段、强制措施的决定和实施权，控罪权和求刑权——如果被追诉人不同意协商司法条件，可能导致更为严重的法律后果。这些程序手段与实体法后果，足以对被追诉人形成心理压制，尤其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。
从比较研究看，这种结构性风险，是美国辩诉协商存在的主要制度问题。去年9月我们到德国去开会，德国学者和法官也承认，德国认罪协商制度所存在主要制度问题，也是这个问题，就是在协商性司法中，有些无辜的被告可能害怕不接受协调条件而会得到比较重的刑罚，因此为避免风险只好接受法官或检察官提出的条件，甚至承认他所未犯的罪。
我们通过了解深圳刑事律师在认罪认罚的问题上的了解，也看了一些当事人的态度，但是会出现控辩不平衡的情况发生，有待于解决。
